撰稿：邢川，审核：于翔

        2025年9月23日，受北京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邀请，乌特勒支大学/开普敦大学Jack van Honk教授在金光生命科学楼邓祐才报告厅作题为“The role of the human basolateral amygdala in social decision-making”的学术报告，于翔教授主持报告会。

　　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 BLA）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社会脑”的核心组成部分，还在于它与所有感觉区域具有最为广泛的连接，是大脑中连接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通过整合各类感觉信息，并与前额叶皮层、伏隔核等关键脑区建立重要连接，外侧杏仁核在行为调控和情绪处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啮齿类动物研究中，外侧杏仁核被认为是社会决策的神经调控中枢，负责调控中央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等区域的活动。从进化角度看，BLA在脊椎动物长达4.5亿年的演化历程中，始终是社会决策过程中的关键神经枢纽。然而，人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却发现，BLA在社会决策任务中往往未表现出显著的参与信号。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可能与fMRI的分析方法有关：由于BLA在多种认知和行为过程中持续活跃，而fMRI通常关注的是任务状态与基线之间的信号差异。若某一脑区在两种状态下均保持较高活动水平，其差异变化便不显著，从而在统计比较中显得“不活跃”。

　　BLA特异性损伤人群的发现

　　Jack van Honk教授的研究假设主要建立在啮齿类动物研究基础上，其团队提出的神经计算模型认为，外侧杏仁核（BLA）采用一种基于结果与目标的决策算法（outcome-based），依据预期结果进行决策；而中央杏仁核（central amygdala, CeA）则采用基于动作的算法（action-based），更倾向于参与冲动性情感行为。在这一框架下，BLA主要参与目标导向的决策过程，而CeA则主导冲动性决策。

　　图1. 患者双侧BLA钙化¹。

　　尽管大量啮齿类研究已确认BLA在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这些发现如何转化到人类研究中仍是一个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van Honk教授团队利用南非一个特殊人群展开研究。该人群在ECM1基因7号外显子携带Q276X突变，属于Urbach-Wiethe病的一种变异类型。这一极其罕见的隐性遗传病在南非丛林中因近亲繁殖而形成，患者数量约占全球病例的一半。该人群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大脑损伤特征：随着年龄增长，其BLA区域会逐渐钙化（图1）。

　　通过比较不同患者的病灶区域，研究发现所有患者的损伤均重叠于BLA区域。在功能层面，fMRI成像显示，当接受面孔刺激时，患者可激活中央杏仁核和皮质杏仁核，但基底外侧杏仁核（BLA）却未见明显反应。从结构与功能两方面，研究团队验证了该人群存在选择性的BLA损伤，为杏仁核亚区功能在人类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模型。

　　BLA损伤对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来自经济博弈任务的证据

　　在社会决策实验中，研究团队采用了与苏黎世大学Ernst Fehr团队合作设计的经济信任游戏。实验包含两种任务：信任博弈任务（trust task）要求被试将资金交给他人，并相信对方会返还；风险任务（risk task）则设定资金是否归还需通过抽签决定，以排除单纯的风险偏好影响。研究纳入了3名Urbach-Wiethe病（UWD）导致的BLA损伤患者和12名健康对照者，每人完成五轮信任任务和风险任务。

　　图2 BLA损伤患者在信任博弈任务中表现得更加慷慨²

　　结果显示，患者组与对照组在行为上出现明显差异。在信任任务中，双侧BLA损伤患者对受托人的信任度比对照组高出100%（图2）；而在风险任务中，两组表现无显著差异。当进一步询问被试对受托人回报金额的预期时发现，患者组与对照组均预期回报较低。这意味着对照组的行为与预期一致（低预期导致低信任），而BLA损伤患者尽管预期回报低，却表现出异常高的信任行为，形成明显的“分离效应”。这一发现与啮齿类动物模型中BLA参与工具性行为、CeA主导冲动性行为的结论相吻合。例如，在捐赠决策研究中，若只给被试5–10秒做决定，其捐赠金额通常高于给予1分钟思考时间的情况，反映出冲动决策与目标导向决策的差异。以往心理学研究常假设BLA损伤会引起广泛的行为或人格改变，但本研究表明，其核心影响更可能体现为社会价值处理能力的缺陷。基于本实验结果，BLA损伤患者在外显行为上表现出异常慷慨，近似于利他主义，但实际上反映了其目标导向决策机制的受损。

　　BLA损伤对功利主义道德决策的影响——来自电车难题的实验证据

　　在采用功利主义道德判断任务（如电车难题）的研究中，被试需要决定是否操控手柄，以牺牲一人为代价拯救五人（图3）。从杏仁核功能的角度看，基底外侧杏仁核（BLA）负责基于结果的功利计算，而中央杏仁核（CeA）则倾向于参与基于行动或情感冲动的决策。当BLA受损时，个体难以进行有效的结果比较与价值权衡，其决策过程可能转而由CeA主导，更加依赖行动本身所带来的直觉或情感反应。

　　图3 经典电车难题

　　对BLA损伤患者的该实验结果发现，健康对照组在超过50%的情况下选择拉动手柄以拯救更多人；而BLA损伤患者仅有约10%的情况下做出相同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将可拯救的人数扩大至整个城市的规模，BLA损伤患者仍普遍拒绝拉动手柄。后续访谈表明，他们的决策依据并非基于“牺牲少数以拯救多数”的结果权衡，而是出于对“亲手造成伤害”这一行动本身的排斥。这些发现表明，BLA损伤患者的道德判断并非由社会价值或结果效用计算所驱动，而是更倾向于遵循以行动或情感为导向的决策规则。因此，在该实验框架下，其行为表现出“非理性”特征，进一步印证了BLA在目标导向行为和结果评估中的关键作用。

　　BLA损伤对社会学习能力的影响：来自反馈式信任博弈的证据

　　反馈式信任博弈在经典信任博弈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学习机制。参与者作为投资者，在每次投资后能够看到受托人的返还金额，从而获得决策反馈。实验设置了两类受托人：“可靠型”与“不可靠型”，通过其返还行为形成可辨识的行为模式。研究共纳入5名BLA损伤患者与18名健康对照者，每个参与者进行50轮投资互动，旨在观察参与者是否能在多次交互中学会辨别受托人的可信度。

　　图4 BLA选择性损伤患者的自动化社会学习能力受损³

　　结果显示，从行为曲线来看，BLA损伤患者似乎难以根据反馈调整投资策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学习效率（图4）。然而，这种表现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学习能力低下”。实验结束后，当研究者提示存在某种行为规律时，患者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推理迅速识别出两类受托人的差异。这一发现表明，BLA损伤患者所缺失的并非一般学习能力，而是依赖BLA的自动化社会学习机制。在自然互动中，他们难以无意识地整合社会反馈以优化决策；但在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其认知推理能力仍可支持他们进行规律识别与行为调整。这一结果进一步揭示了BLA在社会情境中实现快速、自适应学习的关键作用。

　　总的来说，Jack van Honk教授团队通过一系列基于BLA损伤患者的社会决策研究，在人类中证实了BLA主要参与目标导向的、基于结果价值计算的社会决策过程。

　　参考文献

　　1、 van Honk J, Terburg D, Montoya ER, Grafman J, Stein DJ, Morgan B. Breakdown of utilitarian moral judgement after basolateral amygdala damage.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22 Aug 2;119(31):e2119072119. doi: 10.1073/pnas.2119072119.

　　2、 van Honk J, Eisenegger C, Terburg D, Stein DJ, Morgan B. Generous economic investments after basolateral amygdala damage.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3 Feb 12;110(7):2506-10. doi: 10.1073/pnas.1217316110.

　　3、 Rosenberger LA, Eisenegger C, Naef M, Terburg D, Fourie J, Stein DJ, van Honk J. The Human Basolateral Amygdala Is Indispensable for Soci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Curr Biol. 2019 Oct 21;29(20):3532-3537.e3. doi: 10.1016/j.cub.2019.08.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