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林课题组发文阐述优势不公平厌恶的个体差异：社会情感维度与家庭气氛
2021年7月26日，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周晓林课题组，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旗舰期刊——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在线发表了题为“Explain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by social-affective trait dimensions and family environment”的研究论文。本研究结合社会决策的计算模型和人格维度分析，考察了优势不公平厌恶（一种亲社会行为偏好）的个体差异规律及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研究者发现，同情性社会情感（compassionate social emotion）特质与优势不公平厌恶关系紧密，且能够解释和谐融洽的家庭环境与优势不公平厌恶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了将计算模型、人格维度等新方法应用在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厌恶不公、追求平等是人们普遍怀有的动机。大到教育、医疗资源的分配，小到家务劳动的分工，利益攸关的各方总要达成某种共同接受的“公平”状态，否则便会激起种种情感与行动，将当下的“不公”状态推向“公平”状态。从任何一方的角度看，不公的状态有两种：要么自己之所得少于自己之应得，这便是“劣势不公平”（disadvantageous inequity）；要么自己之所得多于自己之应得，这便是“优势不公平”（advantageous inequity）。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研究一致地确证，一般而言，人们对这两种不公平都持厌恶的态度；如果可能，他们倾向于通过自己的选择行为降低这两种不公平的程度。然而，对这两种不公平的厌恶并不对等。首先，劣势不公平的程度通常高于优势不公平。比如，小张和同事在同一家公司完成同样的工作，小张比同事多拿500元报酬（即优势不公平）或者同事比小张多拿500元报酬（即劣势不公平）都可能会让小张感到不开心。但我们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不难推测，后者比前者会令小张更为不快。除了强度不同，两种不公平厌恶也对应不同类型的情绪。一些理论家不无洞见地把优势不公平厌恶称作“内疚”，而把劣势不公平厌恶称作“嫉妒”（Fehr & Schmidt，1999）。
以往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较多关注人们对劣势不公平的情绪、行为和神经反应（Feng, Luo, Krueger, 2015），因而我们对人们如何应对自己“占便宜”所知不多。发展心理学研究，特别是Michael Tomasello及其合作者的工作，比较了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出现的年龄阶段（Tomasello, 2019, 2020）。这些研究一致发现，劣势不公平厌恶在童年早期（early childhood）就已表现出来，而优势不公平厌恶则要到童年晚期（late childhood）才会出现（图1）。比较心理学研究也指出，尽管多个灵长类物种都表现出劣势不公平厌恶，只有成年人类较为稳定地表现出优势不公平厌恶偏好（Brosnan & de Waal, 2014）。由于优势不公平厌恶偏好使人愿意放弃一部分不应得的自我利益、进而减少对他人的侵害、实现公平，一些研究者认为优势不公平厌恶偏好是人类个体亲社会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人类社会大规模社会合作的心理基石（Tomasello, 2019）。
图 1. 不公平厌恶的早期发展。截取自McAuliffe et al., 2017。
以上这些研究关注的是不公平厌恶的一般性机制，因此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即这一偏好的变异性。日常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公平偏好（如在与熟人和朋友的交往中往往不那么在意一时一事的公平，而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则较为严格地执行公平原则）；而在相同情境下，不同个体的公平偏好也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本研究中，周晓林课题组主要关注了后一种差异性，即不公平厌恶（特别是优势不公平厌恶）的个体差异。结合了两种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社会决策的数学建模和人格维度进路。具体而言，采用了该课题组已发表的改编版“独裁者游戏”及相应数学模型来定量描述被试个体的优势和劣势不公平厌恶偏好（见Gao et al., 2018）。被试需作出一系列“二选一”决策，来决定自己和一名对家的金钱收益。其中一个选项总是公平选项，即每人都得到10点游戏代币；而另一个选项则对应不公平的收益（图2）。课题组系统性地变动不公平选项的收益值和双方比例，以最大限度地涵盖被试真实的公平偏好。用不公平厌恶模型拟合被试的选择，从而得到每名被试的优势不公平厌恶参数和劣势不公平厌恶参数。
图 2. 改编版“独裁者游戏”的选项
在个体差异方面，课题组采用了人格研究中一个较新的方法，即所谓“人格维度进路”（dimensional approach）。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也常常用人格变量来考察某一行为的个体差异，但这些分析往往只基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典”人格量表，因此难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关于某一人格的测量工具往往又不止一种，这些测量工具在概念上和统计上通常既有重叠又不尽相同，导致采用不同测量工具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Claire Gillan及合作者提出并实践了“人格维度”的方法(Gillan et al., 2016)。在eLif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请被试填写与强迫症、焦虑症、抑郁、饮食障碍等有关的一系列自陈量表。在数据分析中，他们没有分别计算每一个量表的分数，而是把这些量表的所有条目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三个相对独立的“人格维度”。随后，他们用这三个人格维度的分数去预测被试在一个决策任务中表现出的个体差异。相对于以往以单一量表分数为基础的个体差异分析，这种“维度进路”的优势非常明显：1）由于同时考虑了多种不同测量工具，这一方法得到的结论更为全面；2）因素分析得到的主成分具有更明确的心理意义；3）不同人格维度之间相对独立。当然，采用这个方法也有一个前提，即被试量要足够大，否则因素分析无法实现。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利用这一方法，考察不公平厌恶偏好的个体差异。研究样本包括2250名在校大学生。实验中，他们完成上述改编版“独裁者游戏”。此外，被试还需要填写与公平态度、社会决策和社会情感有关的六个人格问卷（共126个条目）。基于这些人格问卷数据的因素分析得到三个独立的人格维度，其中一个维度涵盖了与情感淡漠、共情和内疚等与社会情感及其缺失有关的条目（图3a；Factor 2）。这一人格维度与被试的优势不公平厌恶程度显著相关，且关联程度显著强于该维度与被试的劣势不公平厌恶程度的关联程度（图3b-c），说明这是一个特异于优势不公平厌恶偏好的人格维度。
图 3. 因素分析结果。a）条目相关矩阵及主成分负载；b）主成分分数与优势不公平厌恶的关联度；c）主成分分数与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关联度。
本研究中，课题组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与优势不公平厌恶紧密关联的人格维度与何种家庭环境有关。换句话说，优势不公平厌恶这种重要的亲社会偏好，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能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为回答这个问题，课题组采用了中国心理学研究者根据中国家庭的文化特点编制的《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杨建中，康传媛，赵旭东等，2002）。特别关注的是其中的“家庭气氛”（family atmosphere，FA）这个子量表，它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融洽、和谐的社会互动关系。课题组的预期是，个体的家庭环境越是轻松融洽、相互支持，则个体的亲社会人格维度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与情感障碍有关的人格维度就会得到抑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个体的亲社会偏好（如优势不公平厌恶）就会得到更完善的发展。为检验这个假设，课题组首先确证了家庭气氛分数与优势不公平厌恶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两个与优势不公平厌恶相关的人格维度（Factor 1和Factor 2；见图3b）在家庭气氛和优势不公平厌恶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这两个人格维度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且Factor 2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Factor 1的中介效应，再一次印证了这一人格维度与优势不公平厌恶偏好的特异性关系（见图4）。
图 4. 中介模型结果。Factor 1和Factor 2两个人格维度均显著地中介了家庭氛围与优势不公平厌恶之间的关系，且前者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后者。
本研究还测验了青少年少管所的样本，比较一组在人格测验和犯罪学上被诊断为“情感淡漠”的不良青少年和一组不那么“冷酷无情”的不良青少年在改编版“独裁者游戏”的表现，发现这两组人在劣势不公平厌恶的倾向上没有差异，但在优势不公平厌恶的倾向上有明显差异，情感淡漠、冷酷无情的不良青少年的优势不公平厌恶倾向明显低于后者。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社会情感特质与优势不公平厌恶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在一个相对较大的样本上结合了计算模型和人格维度进路两种研究方法，揭橥出不公平厌恶、特别是优势不公平厌恶的人格基础——同情关切的社会情感特质使个体更倾向于避免侵占他人利益。同时课题组发现，和谐融洽的家庭气氛有助于这种同情关切的社会情感特质的发展，进而促进个体的亲社会倾向。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周晓林课题组已毕业博士生于宏波（现为美国加州大学 Santa Barbara分校助理教授）为该论文第一作者。合作者包括浙江师范大学李伟健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杨波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赵旭东教授、耶鲁大学Molly Crockett教授等。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和管理学部重点项目（31630034, 71942001）的支持。
参考文献：
杨建中，康传媛，赵旭东等（2002）. 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0( 4) ，263-265.
Brosnan, S. F., & de Waal, F. B. (2014). Evolution of responses to (un) fairness. Science, 346(6207).
Feng, C., Luo, Y. J., & Krueger, F. (2015). 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2), 591-602.
Fehr, E., & Schmidt, K. M.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3), 817-868.
Gao, X., Yu, H., Sáez, I., Blue, P. R., Zhu, L., Hsu, M., & Zhou, X. (2018). Distinguishing neural correlates of context-dependent advantageous-and disadvantageous-inequity aver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3), E7680-E7689.
Gillan, C. M., Kosinski, M., Whelan, R., Phelps, E. A., & Daw, N. D. (2016). Characterizing a psychiatric symptom dimension related to deficits in goal-directed control. Elife, 5, e11305.
Tomasello, M. (2019). Becoming human: A theory of ontogeny. Belknap Press.
Tomasello, M. (2020). The moral psychology of oblig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3.